冒险造成焦虑，不冒险却失去自己。

      焦虑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最初在保护穴居人，使免于野兽与野蛮邻人的侵扰。今日，焦虑的情境已大不相同——我们害怕在竞争中失败、感到不被需要、孤立无援、浪迹天涯。但是，焦虑的作用仍在保护我们免于带来相同威胁的危险：我们的实存，或我们所认同的实存价值。除非我们以冷漠或麻痹自己的感性与想象力为代价，否则这种生命中的正常焦虑是无法避免的。

      焦虑所以无所不在，正因为我们察觉到人类是随时要直接面对非存有的存有。非存有是那摧毁存有之物，如死亡、严重疾病、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以及会毁灭我们心理根底的剧变。不论如何，当一个人面对某种破坏其实存或他所认同之价值时，便会有焦虑的反应。

      焦虑无法避免，却可以降低。焦虑的管理问题是将它降低到正常的水准，并利用这种正常的焦虑作为增加我们觉察、警戒和生存热情的刺激。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焦虑是个人人格或人际关系出了问题的警示信号。焦虑可以被视为解决该问题的内在渴求。当然，问题可能千变万化。它可能是我们与雇主之间的误会，或是朋友与情侣之间的间隙，这通常靠着双方的真诚沟通便可解决。对此苏利文创新地说：开放沟通可以出人意外地解决许多问题情境。布莱克下面的诗句谈到愤怒，不过也可能是指焦虑：

我和我的敌人生气，
我藏住愤怒，愤怒却兀自增长。
我和我的朋友生气，
我说出愤怒，愤怒却停止了。

      或者可能是我们的某些期望出了问题，它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无法达成。孩子不安所带来的焦虑，往往只有在他能力成熟后才能解决。此时，焦虑至少可以被当成冒险去经验展现在年轻人面前的崭新可能性。或者问题只能被坦然接受为生命本然的一部分。

      倒如某位幽默家说过：“死亡——是我们都深受折磨的病态。”或者焦虑会因为我们对人类生命限制的觉察而引发这些限制，包括：人类的智慧、活力、无可避免的孤独以及其他受造物的属性。在这些后面提到的案例中，焦虑的形式可能是强烈程度不同的惧怖。这些情境的强度当然各有不同：惧怖可能只是不安的暗流，或是想象另一场氢弹战争的爆发，或对自己逐步逼近的死亡的遐想。

      在这些焦虑情境中，我们感到不对劲的地方可能只是人类宿命的部分面向，却也是我们都必须坦然接受的人类处境。加缪的论文《西西弗斯》便是在诠释人类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局限。就这个意义而言，与焦虑相处的建设性方法便是学习与之共处，或是借用克尔恺郭尔的话来说，要以焦虑为“师”来接纳它，以便学习面对人类的宿命。帕斯卡对此做出最优美的诠释：人只是一枝芦苇，大自然中最脆弱的芦苇，但是他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整个宇宙为了要灭绝他而武装起来是没有必要的：一股蒸气、一滴水，就足以杀死他。但是如果宇宙真摧毁了他，人类还是比宰杀他的宇宙更崇高，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了，也知道宇宙相对于他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宇宙却一无所知。(帕斯卡，《沉思录》)。

      面对这些局限可以启发我们的艺术创作，就好像它启发原始人从微弱的火花中捡起一段木炭，在所居住的洞穴墙上画下迷人的野牛和麋鹿一样。诗歌、戏剧、科学以及人类文明的其他表现，部分都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身的限制而产生的。这种赋予生命形式的渴望，就来自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就是焦虑使得我们创造和赋予生命想象力的需求，变得敏锐异常。

      我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为了降低或减缓焦虑，许多人知道这一点时都非常吃惊。杂志与电视广告所呈现的都是群众想要相信自己和生活的样貌，它们一成不变地秀出信心十足、堆满笑容的人，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一点愁苦，或者更精确地说，只要他们购买特定广告商品，就可以无忧无虑了。我们甚至不用诉诸下列愚蠢案例，就可以说明人类减缓焦虑的日常生活行为：我们会刻意走在人行道的另一边，以避免碰到会打击我们自尊的人。人们以各种细致的方式谈话、开玩笑和互相争辩，这在在证明人类有建立安全感的需要；方法便是确定自己能掌控情势，避免可能会制造焦虑的情境。梭罗认为多数人生活在无声的绝望处境下，但是它大体上被西方文化接受的减缓焦虑方式遮盖了。

      如此回避焦虑的正是许多所谓“正常”行为的目的，只有极端的强制形式才会被认为是“神经性的”。“苦中作乐幽默”在焦虑的时候特别会涌现；就像所有的幽默一样，它使人们与威胁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人类虽然往往不愿公开承认说，“我们的笑是为了不要哭”，但这就是他们的感觉。军队和战场上随时开玩笑的现象，便是以幽默克服焦虑的实例。公众演说家演讲时会以笑话开场，因为他很清楚笑话可以释放站在讲台上与听众对峙所形成的紧张，这种张力若没有释放，反而会使得听众在焦虑的刺激下，抗拒他要沟通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