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当代心理治疗》（Current Psychotherapies）（第九版）一书中的第九章，由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和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执笔。这一章节中有些材料来自于更早版本的《当代心理治疗》中罗洛•梅（Rollo May ）和欧文•亚隆所写的那一章。
【 概 述 】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可以与其他取向整合的治疗形式，而不像认知行为主义或精神分析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治疗“流派”。它不是提供一系列新的心理治疗规则的技术方法，而是代表了一种思考人类经验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又或许应该是——所有治疗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亘古不变和难以处理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问题：死亡、自由、孤独和意义。存在主义治疗取向涉及的是，某个人，也就是治疗师，愿意毫不畏缩地与病人一起越过人生最深处和最令人烦恼的问题。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对人类苦难的一种态度，而并没有一本指导手册。它追问关于人类存在的性质以及焦虑、绝望、悲痛、孤独、隔离和反常的性质这些深度问题。它还集中地涉及意义、创造性和爱这些问题。除了反映这些人类经验之外，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已经设计好了一种治疗态度——在努力尝试帮助他们的过程中不歪曲人类存在。
实际上，许多实践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并没有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在他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中，亚隆（1980）讲述了他参加亚美尼亚人厨艺课程的故事，那位老师英语说得不太好，因此主要通过演示来教学。但是，亚隆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也一直不能使他的菜肴和老师的尝起来一样好。于是，他决定更加仔细地观察他的老师，然后，在一节课上，他注意到当她准备好她的配菜后，她把这道菜交给她的助手，助手把盘子拿到厨房并放进烤箱里。他观察这位助手，然后感到很惊讶并得到了启发，原来在把这道菜送进烤箱之前，她扔进了一把正中她意的混杂的作料。这些“扔进的东西”（throw-ins），亚隆将之比作治疗师与他们病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它们没有在他们的理论“食谱”内被概念化，所以没有被大家注意到。然而，或许，这些扔进的东西涉及人类存在的共同问题——简言之，涉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 基 本 概 念 】
存在主义者将人类看作是意义创造的存在（beings），人类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自我反映的客体。我们都是难逃一死而且知道自己有必死命运的生物，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selfaware）。不过，只有在反省我们必死的命运之时，我们才能够了解如何去活着。人类向他们自己发问关于存在的问题：我是谁？生活值得过吗？生命有意义吗？我如何能了解我的人性？存在主义者认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与这些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成为什么负起责任。
因为存在主义者对一些方法特别敏感，担心在这些方法中理论可能使人们失去人性并把他们当作客体，所以他们把真实经验比虚假的解释看得更为重要。当经验被塑造进一些先前存在的理论模型时，它们便失去了真实性并变得与经验它们的客体相分离。于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焦点在于经验的主体性，而不是诊断分类的“客体”。
【 终 极 关 怀 】
诸如“选择”、“责任”、“必死的命运”或“生活目标”这些问题，所有的治疗师都猜想它们即是病人的核心担忧（central concerns）。越来越多病人前来治疗，含糊地抱怨他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或意义。但是，对治疗师来说，通常更加舒适的是，把这些担忧重新构造变成症状，并与病人谈论药物治疗或处方性的手册化练习，而不是在他们寻求生活中的意义时与之真诚地交汇。许多诊断出来呈现的“症状”可能会掩饰了存在的危机。
尽管我们渴求永远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是有限的生物；我们被孤单地抛进存在，没有一个注定的生命结构和命运；我们每个人必须决定如何尽可能充实、幸福、有道德和有意义地生活，这些存在现实引发了人类的存在困境。亚隆围绕着这些关于人类境遇的基本挑战，确定了四类“终极关怀”。它们是自由、孤独、意义和死亡。
【 自 由 】
从存在主义意义上来讲，自由（freedom）这个词不是指政治自由，也不是指增加一个人心理觉察而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相反，它是指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宇宙当中，没有与生俱来的设计方案，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就是自己生活的作者。生命是没有根基的，我们独自地为我们的选择担负责任。这种存在主义的自由背负着令人害怕的责任，并总是与畏惧联系在一起。它是这样一种自由，人们如此惧怕它以至于他们愿意服从于独裁者、导师和神灵来为他们移除这个负担。埃里希﹒弗洛姆（1941）描述道，在逃离自由的努力中伴随着“对屈服的贪求”。
最终，我们要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经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经验负责。责任不可逃脱地与自由练习在一起，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负责，要为我们所有做出的行为和未履行的行为负责。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责任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按照萨特的说法，如果我们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的“毫无争议的作者”，那么，我们最珍贵的思想、我们最高贵的真理——我们被证明有罪的根基，全被宇宙中的一切皆偶然这一意识所暗中破坏。我们忍受着这一负担——认识到我们对我们所有的经验负有责任。
责任的一个互补物是我们的意愿（will）。虽然近来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式微，被动机（motivation）这样的词所取代，但是人们最终仍然要为他们所做的决定负责。宣称一个人的行为由某一动机来解释（也即，导致），这是否定个人为他或她的行为要负的责任。废除这样的责任是不真诚地活着，萨特称之为自欺（bad faith）。因为对终极自由的恐惧，所以人们建造起过多的防御，其中有些引起了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治疗工作十分关乎要对一个人的经验负责这一（重新）假设。事实上，治疗事业可以被设想为这样一项工作，在这里面来访者主动地增加和拥抱他或她的自由：摆脱破坏性的习惯，消除自我强加的意识麻痹，或走出自我限制的信念，仅举几例。
【 孤 立 】
个体可能会感到与他人的隔离（人际孤立）或与他们自己的分离（内在孤立）。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孤立形式，存在孤立，它是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孤单感，尽管通过与其他人类存在的联系得到缓解，但是它仍然存在。我们孤单地进入这个世界，又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设法处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渴望与他人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自己是孤单的。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孤立是焦虑的第一来源。
孤单（aloneness）与孤独（loneliness）有些不同，孤独也是治疗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孤独是由致使亲密性崩解的社会、地理和文化因素所致。或者，是由人们可能缺乏社交技能或其个性抵触亲密性而致。但是，有关存在的孤立切中得更深；它是一个更基本的与存在铆接的孤立，是一个人与他人之间不能逾越的一个深渊。当认识到一个人的死亡总是孤零零的时候，此刻存在孤立最经常被体验到，这也是诗人和作家之间共同的主题。但是，许多人碰触到他们对存在孤立的恐惧，是在他们认识到这种恐惧的时候，即感觉到可能在某个时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们。或者，是这样的时刻，在另一个国度的荒芜的沙滩上孤单地行走，一个人可能被一个可怕的想法击中：“此刻，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不被其他人想起，这个人仍然是真实的吗？
在治疗那些丧偶的人们时，亚隆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孤单感，而且还有伴随着的对于过一种没人注意的生活的绝望感——没有人知道他们何时回家、何时上床或起床。许多个体继续一段极其不满意的人际关系，正是因为他们渴求一个生活见证人，一个抵抗存在孤立体验的缓冲。
关于治疗师-病人关系的专业文献有许多对相遇、真诚、精确共情、积极的无条件关注和“我-你”关系的讨论。一种深度的联结感虽不“解决”存在孤立的问题，但它提供了慰藉。亚隆回忆起，他的癌症团体中有一个成员说道：“我知道，我们是各自在黑暗中穿行的船只，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孤独的船，但是，看到另一个附近的船只上摇晃的灯光，我依然感到巨大的宽慰。”我们最终依然是孤单的。甚至治疗师也不能将其改变。亚隆解释道，在治疗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病人认识到“有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个点[治疗师]就不能再提供任何东西。在治疗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有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基质，那就是孤独地工作和孤独地存在”（1981，p.137）。
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活负有全责，在此程度上讲，一个人也该相遇他的存在孤立感。放弃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创造或保护的感觉，乃是去面对宇宙的广袤的冷漠以及一个人在其中基本的孤单。
【 意 义 】
所有的人都必须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意义，尽管没有一样意义是绝对的，也没有一样意义是我们本来拥有的。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不得不回答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应该如何活着。我们一个主要的生活任务就是，创造一个足够坚定的目标来支持我们的生活；经常，我们会有一种发现意义的感觉，随后我们可能似乎又觉得，它是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持续地追寻实际目的支持的生活结构，这经常把我们抛入危机之中。许多个体前来寻求治疗，因为他们担忧生活的目标，这比治疗师意识到的还要多。他们的抱怨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我对任何东西没有热情。”“我为什么活着？生活一定有一些更为深层的意义。”“我感到如此空虚——仅仅是超越别人让我感到毫无意义、徒劳无功。”“甚至是现在，在我50岁的时候，我依然不知道在我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在他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记忆里，有一个《听命者》的故事，艾伦﹒威利斯（1999）讲述了和他的狗——蒙提在一起的时光：
如果我俯身拾起一根棍子，他（原文用he）立即就会跑到我面前。一件伟大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他有了一个使命……它永远也不会去评价这个使命，他只是投身去执行这个使命。无论多远，他都跑过去或游过去，越过或穿过任何的障碍，去得到那根棍子。
得到那根棍子之后，他将它带回来；因为他的任务不仅是得到它，还要将它带回来。不过，随着他靠近我，他走得越来越慢。他想把它交给我，结束他的使命，但是，他又讨厌完成他的使命，又一次地处在等待的位置。
于他，于我都一样，服务于一些超越自我的事情是必要的。直到我准备好之前，他必须听候命令。他是幸运的，有我给他扔这根棍子。而我在等待上帝扔给我的棍子，已经等了很久了。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将再次注意到我——如果他曾经注意过我的话——让我满足完成使命的那份心情，就像我让蒙提得到满足那样。
在我们中间，谁没有这个愿望，要是有人给我扔棍子多好啊！知道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生活目标，而不仅仅是感觉有某种生活目标，这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如果所有的目标都是自我授予的，那么，一个人必须面对存在的终极无根。我们得给我们自己扔棍子。
意义感的出现，来自投入一种扩展的、充实的、自我超越的努力。治疗师的工作是确认并帮助病人移除投入此种追求的障碍。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沉浸生活的河流中，那么，有关意义的问题便会随之飘走。
【 死 亡 】
意识到我们无法避免的死亡，是最令人痛苦和不快的事情，所有的终极关怀都会因之失色。在我们存在孤独的处境下，我们努力寻找意义；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在这个自由范围内我们为我们做出的选择负责，但是，有一天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我们带着这个意识生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死亡就如我们野餐时远处轰隆的雷声，无论我们多么想否认它。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完全地意识到死亡而活着。用亚隆的话来说，这就像直盯着太阳看。因为我们不可能冻结在恐惧中而生活，所以我们想方设法来缓解死亡的恐惧。我们的方式有：把我们寄托于子女延续到未来，试图变得更加富有和出名，发展出强迫性的行为，或培育一个无法攻破的终极拯救者信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对虚无的深切恐惧，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是“进一步可能的不可能性”。死亡恐惧还可以伪装起来潜伏在许多症状之下。但是，面对死亡却可以让我们过一种更加充实、丰富，更富有同情心的生活。
一切褪去。这是令人悲伤的存在事实。生活是完全线性的，不可逆转。认识到这点，可以使我们估量我们自己，追问我们可以如何尽可能地过一种充实的生活。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强调过一种有觉察、有目标的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绝对自由和选择的背景下意识到一个人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以这种视角看来，死亡会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 治疗立场：旅途伙伴 】
意识到作为存在既定的终极关怀，根本地改变了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成为了旅途伙伴（fellow travelers）。从这个优点来看，甚至病人/治疗师、来访者/咨询师、被分析者/分析师，对这个关系的本质来说都变得不适当，因为他们暗示着“他们”（受折磨的）和“我们”（医治者）之间的差别。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没有哪位治疗师，没有哪个人可以免于固有的存在悲剧。一起分享人类境遇的本质，成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基石。
翻译：郑世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