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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精神病人吗?




  以下是一位求助者来信(出于保密原则,隐去相关具体信息),信中反映,当事人在三十年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后一直接受药物治疗:


  1977年,“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我参加高考,但未考上,因而感到有很多人看不起我。又因为报名时“家庭成份”一栏本来应该填“中农”,但我父亲叫我填“干部”,因而有一种欺骗组织的感觉,心中是既忧伤,又惧怕,晚上睡不着觉,头脑里想很多很多问题,最后想到“一切分为两大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时突然觉得脑中亮光一闪,想“唯物主义可以与唯心主义相结合,可称‘物心主义’”。从此,我头脑中觉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了,越想越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理,越想越兴奋。可是我周围的人,还有我父亲,认为我得了“精神病”,我父亲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住院半个月。我母亲说服我父亲签字“自动出院”,把我从精神病院领了出来。从此在父亲严格掌管下,我天天中午、晚上服药。服药有半年多,又去单位上班。但因服药的缘故,早上起不来,不能按时上班,故自己停了药。停了药后不久即发病,又被送进精神病院。从那时起,我反复多次进精神病院,进院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停药,现在我还服较大的“维持量药物”。我现在50岁,已病退。病退工资每月400元。现在我们家一家三口生活很艰难。


  我想向您请教的是,我当初夜里睡不着觉,思想许多问题,后来突然头脑中一亮:“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以相结合”,这是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开始?我实质上是不是精神病人?为什么后来一停药就不正常呢?我的“病”能治好吗?以后可以停药吗?


  以上问题望给我解释一下。


  接到这封信之后,我内心颇有一些感慨,对心理治疗(也涉及到精神病治疗)的诊断-用药模式有一些想法,这里写出来算是一种探讨,仅出于一颗医治者的心。


  心理异常的诊断与治疗


  来信者问:“当初夜里睡不着觉,思想许多问题,后来突然头脑中一亮:‘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以相结合’,这是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开始?”


  对心理异常的诊断有一套固定的标准,但诊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系列的面谈检查,病史采集,也会使用量表、仪器等检测方式,对当事人的行为、言谈、思维、情绪、认知功能等做出评估。虽然如此,不同的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对同一症状也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因为对诊断标准的理解有所不同,诊断的角度也不同,所以诊断标准并不是那么可靠。而更重要不是诊断准确不准确,而是单一的“诊断+用药”治疗模式本身的问题。


  在社会上,人们对“精神病”和 “神经症”的误解更深,反应更不恰当,主要表现为:一、把二者混淆起来;二、把某种暂时情绪困扰或偏差行为,视为“心理变态”或“脑子有病”;三、家人恐慌不已,会通过强制或哄骗的方式,把当事人送到精神病院,这可能给他造成更深、更持久的痛苦和伤害。而这种痛苦和伤害至少发生在三种情况之下:一)当事人并不是精神病人,对他实施精神病治疗会导致损害;二)当事人只是受到某种事件的刺激,出现暂时的应激性异常反应,如果接受精神病治疗反而可能把他的问题固定下来,以至把他“变成”了精神病人;三)即使当事人被确诊为精神病人,单一的“诊断+用药+住院”的治疗模式并不是好的治疗,常常导致的结果是把当事人变成终生病人。


  前面说过,精神病治疗有一套诊断标准,由掌握这套诊断标准的权威医生在进行,其他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这套权威系统就是真理吗?生命现象何其复杂,就用这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进行对号入座般的处理吗?“物心主义”与当事人遭遇高考失败的刺激有关系,当时,当事人陷入心理危机,出现惊恐、焦虑、茫然无助的情绪反应,他试图寻求一种方式把自己从这种困境里救拔出来,但他找到的是一种不现实的解决之道,的确具有一定的妄想性质。因此,精神病医生把“物心主义”诊断为“精神分裂”,从病理学的诊断标准来看,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恰恰在“没有问题”上面:单一的病理诊断和药物治疗的模式可能是有限的,甚或有害的治疗。


  在当事人当时的理解里,“物心主义”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结合。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这也可能是一种思考的结果,那它与“精神分裂”就没有任何关系。记得以前读文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可不可以结合?问这个问题的人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是心理治疗师,而是文学教授。不管回答“可以结合”或“不可以结合”,都不会被诊断为患了精神分裂症。相反,如果讲出一套“可以结合”或“不可以结合”的道理,还会被看作是有理论思考能力的人。


  当事人的“物心主义”与高考落榜造成的刺激有关,与“文革”处境中某些因素的影响有关,如果做更进一步的考察,还可能与当事人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如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关系模式,当事人的早年生活经验,及其个性特质等。


  即使“物心主义”是一个“妄念”,具有精神分裂的性质,也不一定就是那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当事人从20岁被送进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且自此在父亲监管下长期服药,三十年靠药物控制,“症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治疗,当事人的生命效能却受到了抑制,活得很压抑,很低落,心有不甘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到了50岁,他还在问:我实质上是不是精神病人?我可以停药吗?我的病可以治愈吗?面对这些问题,一个医治者的心都会发抖。


  病理的标签


  经过了30年的药物治疗,当事人还在问:我实质上是不是精神病人?


  从这个问题,我看到当事人内心的挣扎。这个问题至少让我看到几个方面:一、当事人被诊断有精神分裂症,自此他的自我概念上被贴上一个标签:精神病人;二、当事人长期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三、对这个病理标签,当事人一直感到困扰又心有不甘:我实质上是不是精神病人?


  目前中国的精神病治疗,几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治疗模式,用一套病理标准进行对号入座式的诊断,在“人”身上找“病”,结果“只见病,不见人”,人不过是“疾病的载体”。其实“病”所反映的只是人的生命被损害和有待修复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病”只是人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状态,而不是常态,更不是不可改变的固态,因此,治疗应该是多层面的,而不只是用药物去刺激或抑制当事人的生物性。一个人生病了,他依然是一个“人”,但诊断的病理标签很容易把“病”和“人”划上等号,导致一个人用“病”来看“人”(他自己)。而且单一用药或相关的生物刺激方法,同样也只是把人当作一个生物来看待和处理,看不到社会的人,心理的人,灵魂的人等生命层面。但我们相信,人不只是一个生物的存在,他的生命还被赋予许多宝贵的品质,如爱、责任、良知,而真正的治疗,是全人的关怀,是成长的导向,是使用尽可能多样化的方式,去发现人的内在资源,促进人的自我觉察,帮助他发展选择的能力,推动他采取改变的行动,让他充分成为自己,过更全面的生活。


  在20多年前的那个特殊时期,当事人遭遇事件的冲击,产生了一时的心理危机,他没能从生活环境中得到好的援助,反而自此开始被迫接受药物的控制和家人把他当成“病人”而加以的保护,而这限制了当事人在生活中发展的空间,抑制了当事人生命能量,贬损了当事人的自我形像,使他长期生活在“病”中,成了终生病人。但从当事人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心有不甘,不愿放弃,保留着成长的渴望和成为自己的目标,他在努力寻找机会,尝试做出改变,而且,虽然“病”阻碍了他,药物限制了他,他身上还保留着一些好的资源,包括,他具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字写得很好,有勇气对加在他身上的病理标签持怀疑态度,这也表明他在追求对自己有更新的理解,渴望摆脱病的阻碍和药的局限,争取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是一场为了成为自己的伟大战斗,虽然他在战斗中失掉了生命和生活的大片阵地,但他的战斗是悲壮而有意义的。


  药物治疗


  当事人接受的是药物治疗,但一直没有痊愈,他有一个很深的困惑:为什么后来一停药就不正常呢?


  在心理治疗中,人们对药物治疗的看法归纳起来大概有三大类:一、认为只有药物治疗才有效;二、认为药物治疗需要与心理学方法配合,才会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三、认为药物治疗是无效的,心理治疗完全不需要用药。但在精神疾病治疗中,药物治疗几乎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单一用药方式,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最好的病情里,可能使病情得到暂时的抑制,但因为没能处理致病的根源,没有促成生命的成长,则会导致病情不断复发,可能持续一生。因此,有精神科的医生对此置疑:如果一直都在吃药,怎么算得上是治愈呢?


  在心理治疗中,配合心理学方法而适当使用药物,会产生一些辅助性效果。例如,针对中度以上的抑郁症者,暂时性地辅以药物,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如果一个人陷入很深的抑郁,对环境的反应程度很低,会影响他在面谈中跟心理治疗师之间的互动,这时,药物可以帮助他提升一下情绪,从而为心理治疗腾出一些空间,可以系统而深入地去处理抑郁背后的根源性因素。药物还有心理暗示作用。症状中有一个本质,就是当事人的感觉,他感觉异常,就像是真的异常了。心理治疗会帮助他调整这种异常的感觉。但药物有时候会起到暗示作用,医生说:吃药了,就会好。有些人相信这一点,他就会放弃自己的异常感,好像真的好了一样。因为有了这样态度的转变,当事人的生活环境再伴随出现一些支持性因素,可能会帮助他度过危机时期。药物有时还负载了一种非物质的因素,家人愿意带孩子去看病,药物里就附加了一种关注和关心的意味,这会对当事人产生作用。


  相关研究的数据显示,抗抑郁药物作用只微乎其微地高于安慰剂的作用,但低于阳光的作用,而药物的副作用对身体、心理成长造成了损害。瑞典戈特堡大学的凯尔斯登(Anders Carlsten)和韦恩(Margda Waern)在生物医学中心期刊《老人医学》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通过对戈特堡和两个邻近城市年长者自杀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抗忧郁剂、抗精神病药剂、镇静剂和安眠药使老年人更可能自杀,其自杀可能性比一般年长者高出四倍。同时,药物治疗可能为当事人提供逃避生活困难的理由,导致自主性变弱,依赖性变强。


  在心理治疗和精神病治疗存在着交叉地带,有些来访者会在两个领域之间跑来跑去,使我接触到一些被诊断有“精神分裂”的人,并且对精神疾病初发期和恢复期的人进行过心理治疗。许多人反应,在过去的治疗史中,曾经接受各样的药物治疗,因为是单一用药,不但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反而损伤了当事人的自尊感,限制了他们成长和发展的生活空间。例如,药物的作用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生理反应,导致嗜睡,反应迟缓,发抖等。同时,在用药期间,他们又会受到家人的过度保护,渐渐跟社会脱离开来,使他们的社交生活和职业发展受到限制。久而久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呆在病中。


  药物治疗是通过对机体进行控制和调节,进而起到调节心理和情绪的作用,它的治疗目标是把“病”控制起来或抑制下去。但是,如果只是单一用药,很难起到它预想的效果,反而可能“治”其一点,“损”及其余。原因是:一、心理和精神症状不只是一个生理现象或生物结果,症状不仅反映为生理机能失调或体内物质病变,更涉及到心理、行为、社会,包括灵性层面的多重因素,一个人在成长经验中遭遇的创伤或危机,他的个性因素,观念体系,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潜意识冲突,他的需求受到剥夺,他的价值不得实现,他没有找到存在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药力不及的方面。而且心理症状不同于身体上一个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心理症状是一种阻碍,渗透在当事人思考、情绪、行为之中,真正的治疗促成所有这些方面的成长,而单一的药物治疗的局限在于,它可能导致人依赖药物,而放弃了成长的努力,它要求求人抑制正当的生命需求,从而达到抑制“犯病”的目的。


  英国临床心理学专家肯纳利(Helen Kennerley)在《战胜焦虑》一书中谈到用药问题,表示:镇静药物无助于人们处理心理危机,长期使用还可能带来危害。“有几个明确的理由证实,使用心理学的方法要比药物或以药物为基础的方法更好:第一,临床实践表明,药物并不比心理学的方法更有效,且会产生依赖性;第二,药物给使用者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手段,并易在心理上对药物产生依赖;第三,药物仅仅是简单地掩盖了担忧、恐惧和焦虑的症状,而无法祛除问题的根源,使易引起应激反应的源头仍然存在;第四,药物还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这可能加重一些对身体过分敏感者的焦虑情绪。”


  单一用药的背后


  单一用药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生命观:人不过是一个生物机体,只能用药物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治疗理念里我们看不到对生命的真正理解、体谅和关怀,看不到人的主动性,看不到精神的力量,看不到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意义的追寻。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他有高于生物层面的社会、心灵的意义。既然生物构成不是人的全部,心理困难也不能单一用药物来处理。我不禁要问:什么样的药物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和活出生命的意义呢?


  在医院背景里,心理治疗及精神病治疗采用简单问诊和开药住院的模式的原因大概有:人们更倾向于以生理治疗的模式来理解心理治疗,因此习惯于进医院开药;药物治疗满足了人们求捷径的心态,相对而言,药物治疗不用当事人做出什么努力,而心理学方法的治疗需要当事人配合,包括探索问题根源,学习承担责任,调动自身力量,调整情绪,在思想与行为上做出改变,需要当事人去经历一个自身努力的过程;单一用药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个捷径。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要求治疗师追求生命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成长,在具体治疗中,还需要花许多功夫去探索当事人的生命与生活,寻求多样化的治疗方法,处理治疗过程中随时涌出的困难,以及面对与处理自身枯竭等;具有真正的生命素质与专业水准的心理治疗师目前尚不多见,以至于一些求助者没有能够从心理学治疗里得到有效的帮助,转而到医院寻求药物治疗;单一用药的有些医生不相信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他们会这样一个误解:心理学方法的治疗是无效的,会延误治疗时机等等;经济利益的驱动等。总之,单一用药反映的是人对人没有真正的同理心、爱心与耐心,人在处理生命的问题是如此缺乏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顺便提及,一种最具损害性治疗模式,被称为精神外科手术,这在国外被严格禁止,但在中国的一些医院却在悄悄地或明目张胆地进行。媒体上时而有医院的广告,声称可以通过手术方式完全和根本解除强迫症、精神分裂症、毒瘾、老年痴呆等。他们宣扬这样一种治疗原理:症状的根源是脑内的某种物质病,通过手术切除某种病源性物质,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治愈目的。这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时代,人总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种行为背后往往是动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它显示,人对生命的了解何其单一,人对生命的态度何其不尊重,人对同类何其缺乏信心和耐心,人性会变得何其残忍和贪婪。在我的个人生活和专业活动中,亲身接触过被这种治疗毁掉的人。不明真相的家属向医院交付大笔手术费,却不知道这样做只是为了把亲人送去让人糟蹋一番,变得更惨,而且合同上的条款显示:病人家属签字,院方不承担后果。呜呼!


  戒断药物问题


  这位来信者还问:我以后可以停药吗?


  显然,这个提问出自当事人几十年来的挣扎,我所能够猜想到的是:一、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长期服药已经导致了他的心理依赖,这个心理依赖的中心观念是:“只要一停药,就会发病”,而这个观念在他的生活中反复得到验证。二、药物治疗给当事人造成一种长期的内心冲突:他一边想停药,一边怕停药。因为,如果不停药,自己就是病人;然而一停药,他就立刻陷入病中。三、因为长期服药,他形成了生理依赖,如果解除药物,就会出现戒断反应,一出现戒断反应,他就会感到害怕,立刻重新用药,而且加重药量。因此,戒断药物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肯纳利博士列举了焦虑症者中断镇静剂之后可能出现的反应:焦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易激动,烦躁不安;胃部不适;过分敏感;体会到不真实感;全身紧张和疼痛;食欲变化;睡眠障碍等。


  这里提醒三点:一、要想戒断药物,需要听取既专业又负责的医生的建议,在他的指导下实施停药,他们了解药物依赖的情况,因而会采用某些方式帮助当事人摆脱药物依赖。例如,开类似维生素C的药,让当事人服用一个时期,然后告诉他真相,当事人知道真相时,已经无意之间度过了他的依赖期,身体上与心理上已经做到有效适应。二、如果打算戒药,出现戒断反应时,当事人需要知道,他的身体和心理会在一段时间里做出自动调节,直到这些反应慢慢消失。三、在戒断药物的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当事人需要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让自己的心理问题得到适当的疏导与处理,在情绪、思考、行为、社会生活等方面做出有效的适应性调整,从而避免“一停药就不正常”的情况。当一个人在心理上、个性上获得了成长,在生活中又建立了支持系统,药物的脚手架就可以拆除掉了。


  整合治疗模式


  最后,当事人非常关心的问题是:我的“病”能治好吗?


  在生活中,有许多人像当事人一样,因为受到症状的阻碍,药物的控制,家人的保护,他们生活的空间被压缩了,成长的可能性变小了,社会适应能力变弱,生命的潜能受到了抑制,与生活越来越脱离,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但这一切并不是注定的,而是可以突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内心里还有改变的动机和成长的渴望。他们需要有好的治疗来帮助他们成长,找回自己,活出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扎根,让生命变得枝繁叶茂。


  真正的治疗是生命的治疗,其中融合了对人的信心、爱心与耐心,反映出生命的理解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美国精神病治疗学家艾瑞克森有一个治疗案例:有一天在医院里,艾瑞克森遇到一个人过来向他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是耶稣基督。”艾瑞克森知道这是医院里的一个病人,他没有表示惊讶,而是很随意地跟那个人聊起天来,其中还聊到了木活――耶稣在世上从事的行当。艾瑞克森问这位“耶稣”会不会干木活。他还真的有会一些。艾瑞克森就请他给自己做一张桌子,对方很高兴地答应了。几天之后,当事人就把这件工作完成了,做得还真不错。艾瑞克森对他赞赏一番。接着,艾瑞克森又请他做一个更复杂一些的家具,并且在技术上提高了要求。这位病人花了很大一番功夫,最终把家具做出来了,还做得相当精美……后来这个病人就出院了。一段时间之后,艾瑞克森对他做了回访,发现他在当地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木匠,而且再也不说自己是“耶稣基督”了。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看到,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他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为此感到困扰,一度通过幻想是耶稣基督来自我安慰。艾瑞克森的治疗中贯穿着一个本质,就是帮助他发展一种现实能力,由此引导他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角色,最终他放弃了“我是耶稣基督”的虚幻角色。我们再回头来分析这位来信者,他一度陷入情绪的恐惧与混乱,试图通过幻想来安慰自己,“物心主义”成了他的一个虚幻的解决之道。虽然如此,如果他当时能够从环境中得到支持,或者能够接受到好的治疗,他就会放弃幻想,找到一种现实可行的途径,走出暂时的困境。


  如果单从表面“症状”来看,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都算是不幸的事。但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在“症状”下面潜伏着强大的心理能量,如果当事人意识到症状的遮蔽,克服阻碍,在真实的生活中坚持成长,这些力量就会长出篷勃的生命景象。我接待过许多来访者,他们在治疗过程中获得了觉察,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且敢于去调用这些力量,他们就经历了成长,超越了“症状”,并且会在生活中不断有所突破,成为越来越优秀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也曾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困扰,在西方,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罗杰斯,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庄子,都是这样的人。荣格在少年时期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山坡上的一块石头上,陷入一种冥想状态,以至于分不清自己是石头还是荣格,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在庄子身上也曾发生,这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但不管荣格还是庄子,都没有因为这种精神“异常”而变成“病人”,反而在这种异常里发展了精神力量,成为对人类心理与精神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的人。


  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促进生命成长与自我实现,有效的心理治疗是支持生命长大,大于心理疾病的限制;是增进生命力量,超越心理疾病有控制。心理治疗是全人关怀,关注生物、社会、心理,灵魂各个生命层面,而不是停留在生物层面只看到“病”,更不是靠单一用药来处理“病”。


  在西方,有许多精神病治疗学家本身也是心理治疗学家,在心理治疗与精神病治疗领域,人们开始探索和发展一种整合治疗模式。在一些医院里,精神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牧师等一起合作进行整合治疗。在我国的医疗传统里,本来是全人关怀和系统治疗的模式,但我们现在正在失掉传统的治疗资源与医疗品质。我相信,整合式治疗能够促成生命的全面成长与充分实现,让人活出价值和幸福。在目前的中国,心理治疗的专业化进程正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应用多样化的治疗资源。在精神病治疗领域,也正在涌现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精神科医生,他们开始接受临床心理治疗专业训练,并且把心理治疗整合到精神疾病治疗之中。在我的期待里,整合治疗模式将会得到心理治疗和精神治疗领域的专业人士的认可和推动,从而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